王岳川专访

书法身份、文化安全、国学命运的时代忧思

——王岳川教授接受梁代、唐小清、祝颜等文化界人士的专访

2026年4月9日上午,北京国创书院院长梁代博士、喜马拉雅前国学中心商务总监唐小清女士、纪录片导演兼制片人祝颜女士一行,专程访问了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他们围绕书法身份、文化安全、国学命运等时代前沿议题,对研究所创所所长王岳川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专题采访。在对话交流过程中,双方就传统文化和书法审美在当代的传承、创新与发展路径、当前文化界书法界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展开了富有见地的探讨,现场氛围融洽而热烈。

访谈现场

王岳川教授对梁代院长、唐小清总监、祝颜导演的到访表示了热烈欢迎。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专程前来北京大学,这份情谊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社会各界对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的普遍关切与深入思考。

梁代院长

梁代院长首先详细介绍了国创书院当前的办学规模、课程体系以及育人理念,同时也分享了他个人多年来在国学文化传承与推广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谈及王岳川教授所倡导的“文化书法”理念时,他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之情,认为这一理念立足传统、面向当代,为当前书法界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梁代院长指出,王教授在国学、书法创作与理论以及美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均有着深厚的造诣和显著的建树。基于此,他热切期望王教授能够更深入地阐述书法艺术与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互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在当代语境下,如何通过书法实践弘扬中华文化中的浩然正气,从而恢复和彰显书法艺术本应具备的清新、雅正之美学品格。

王岳川教授指出,书法二字有深刻的含义。书法之“书”——繁体字書由“聿”和“曰”组成,本义是用笔说话。聿 (yù): 这是“笔”的初文,字形就像一只手握着一支毛笔,代表书写的工具和动作。曰 (yuē): 就是“说”,代表口中说出的话语。将两者结合起来,“書”的字形就是“手拿笔,把说的话记下来”,生动地诠释了“书写、记录”这一核心含义。可以说,书法之“书”从一个描绘“手握笔写字”的生动画面,经过小篆的规范化、隶书的简化,最终通过草书的快速写法演变成了今天简洁的“书”字,其含义也从单一的“书写”动作,扩展到了文字、书籍、书信等多个层面。这无疑说明:书法是书写说话,将内心语言、精神语言加以文字书写。文字、书写、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书法中可谓深重。

书法形式与内容息息相关,不妨对那些“书法与内容无关”的错误观点做点反思。若一书家为他90岁老母贺寿,自认为只要字写得好就行,内容无关紧要,于是书写鲁迅所谓“国骂”文字贺寿,他老母会立即动手教他做人。这说明即便书法有形式技巧,内容很糟糕,必然是乱人伦违情感的烂书法。百年前西方形式主义在1914年已经终结。百年后国人却兴致勃勃拾百年前西人牙慧,还认为是创新,岂非咄咄怪事。

王岳川教授强调:“内容之国学重量是书法之灵魂”,厚重的书法内容构成书法的核心,绝非可有可无。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内容国学指向选择绝非小事。从历史上看,历代书法经典无一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那种追求形式而忽略内容的书法,在历史上早就洇没不闻,被淘汰掉了。

当前书法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指鹿为马”的现象。一些人认为写烂字的才是专业的,好好写字的是业余的。烂字展你方唱罢我登台,热衷于书写粗鄙低俗的文字,以怪乱烂滥为能事,美其名曰“标个性”,实则是对书法精神的背离和亵渎。“子不语,怪力乱神”。当下书法界过分追求技法的诞奇怪烂,而忽视内容的文化品位。这种风气已经积重难返,导致书法沦为纯技术的表演,丧失其作为文化载体的根本功能。

书法美学问题与形式内容相关,书法是主客观统一的艺术。字的美感源于书写者与笔墨文字的高度融合,绝非排除创作主体、盲目迷恋直觉或屈从于非理性、无意识与本能的表达。这种“去主体”的倾向,根本上是将人降为物,无法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古代书论强调“心手爽畅”“人书合一”等等,就是这个道理。如今,部分书写者在创作主体性上趋于破碎化,笔下的文字也就只能呈现破碎化。王岳川教授指出,当前书法界存在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把反传统、反经典、反美学当作“追新”的唯一路径,将粗鄙化、碎片化视为个性解放,这实质上是对艺术境界的恶性下坠。

王岳川教授特别指出,“文化书法”理念的提出,正是为了正本清源,呼吁书家回归经典、涵养学识,以高洁的文心书写时代正气。谈到如何恢复书法的清新雅正之美,王岳川教授提出了具体路径。其一,书家须加强国学修养,深入研读儒释道经典,提升自身的文化厚度与人格境界,如此方能“心正则笔正”。其二,在创作内容上,除了自创合乎规律的诗文以外,应选择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具有永恒价值的文本,使书法成为传播优秀文化的媒介。其三,在审美追求上,要摒弃浮躁功利之心,回归“中正平和”的传统美学精神,以雅正之书风抵制狂怪之俗流。

王岳川教授表示,北大书法所多年来致力于培养有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的书家,拒斥全盘西化的哈美哈日哈韩的所谓后现代书法。中国书法以二王为正脉,历代书法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历经千百年的考验,是大浪淘沙的结果。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流俗、怪异的另类书风,但终究被历史无情淘汰。只有那些植根传统、回应时代精神的正脉书法,才能成为历史链条记忆。如果以俗为尚,终将湮灭无闻。如果书法一味追求后现代式的插科打诨,背离传统经典,它的短暂命运是不言自明的。

王岳川教授

阐释了书法之“书”,再说说书法之“法”。

书法之“法”,既是技法之法,更是心法之法。从蔡邕“书者,散也”的论述,到孙过庭“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阐发,中国书法始终强调在规矩中见自由,在法度中显性情。这种辩证统一的美学原则,构成了书法区别于纯粹抽象涂鸦游戏的根本界限。当书写者抛弃笔法、结体、章法的诸法长期锤炼,以所谓的“原生态”“身体书写”来掩盖技艺的匮乏时,其作品便丧失了与历史对话的能力,沦为一时情绪的廉价宣泄。

画家冷军最近说,“乱吼乱写那些东西不能算书法。书法是法,很讲法度,书法能随便变吗?有几个东西有法的——佛法、道法、书法。佛法道法那是金刚不动的东西。书法你能随便随便瞎变吗?你可以变,你变了就是个水墨的抽象画,那已不是书法,也不是什么现代书风。那些日本的现代书风,其实也是不对的。”话说得直白而清晰!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蛮横的“水墨的抽象画”的自嗨倾向背后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文化虚无主义立场。它否认一切历史积淀的价值,消解所有经典传承的意义,将书法从绵延数千年的文明长河中粗暴地抽离出来,抛入一个无根无源的真空地带。在这种虚无主义的视野中,书法失去了作为文化符号的厚重底蕴,沦为可以随意涂抹、任意解构的平面化存在。这种文化虚无主义与当代消费主义的合谋,构成了对书法艺术更为隐蔽的侵蚀。当市场逻辑主导艺术评价,当流量数据取代审美判断,书法便不得不屈从于即时性、奇观化的生产机制。那些刻意制造的视觉惊悚、刻意放大的身体扭动、刻意营造的书写把戏氛围,本质上都是将书法降格为娱乐工业的消费对象,以迎合大众猎奇心理的速朽产品。这种生产方式与书法所要求的沉潜往复、日积月累的修习之道完全背道而驰,却在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

面对这一困境,王岳川教授强调,重建书法之“法”的尊严,必须重返中国美学的核心命题——“技进于道”。技法从来不是僵死的程式,而是通向精神自由的必由之路。从卫夫人《笔阵图》对点画形态的拟物化阐释,到怀素“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创作境界,中国书法史反复证明:唯有经过严格法度训练的技艺纯熟,方能支撑起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那种试图绕过基本功而直达“表现”的捷径,不过是投机取巧的自我欺骗,其最终结果只能是“野狐禅”式的虚妄。

王岳川教授强调文化身份、美学身份、书法身份。当前书法界的“烂字”之风源于“文革”大字报的粗暴审美,有些人将当年的做法包装成“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延续早已被批评的形式主义,忽视汉字内涵与人格修养,丢掉了中国文化身份,美学身份和书法身份。书法不仅是视觉艺术,更是文化身份的表征。每一笔的起收转折都连接着数千年的文明积淀,每一幅作品都是与先贤的精神晤谈。若将这一厚重传统轻率地解构为“笔墨游戏”,便切断了书法与民族文化生命的血脉联系。当代书法创作固然需要回应现代性挑战,但这种回应应当是在深入传统之后的创造性转化,而非站在传统之外的粗暴否定。

针对当下近十几年书法展中常见的巨制化、工艺化、设计化倾向,王岳川教授认为:当作品依赖拼贴、做旧、喷洒等非书写手段来制造视觉效果,当展厅成为技术竞赛的竞技场,书法便从“写心”沦为“制作”,从时间性的艺术蜕变为空间性的装置。这种异化现象提醒我们,书法美学的当代重建,必须回到“人”这一核心——回到书写者的文化修养、精神境界与生命体验,回到笔墨与心性的真实对应。唯有如此,书法才能在快餐文化的时代守护其独特的慢美学特质,在图像泛滥的语境中保持其不可复制的灵韵。

书法欣赏也是如此,欣赏者具备期待视野,这是千年传统的积淀,崇尚中和雅正、清新自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铁画银钩,疏密有度。书法欣赏需要为亿万老百姓喜闻乐见,这就是欣赏主客体的合一,期待视野与作品相互契合。如果期待视野与作品不合,人们就会感到不满、厌倦。一些人傲娇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懂书法,天狂有雨,人狂有殃。当大道不行,只能学在民间,艺在民间,美在民间。民间有高人,高人背后是千年的书法经典传统。如果没有正脉,书法就会容易滑向书法之外、文字之外乃至人文之外。因此,大力推进书法美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王教授认为,选择即命运:蜜蜂向往阳光灿烂花香园地,采蜜百家独自酿蜜;而苍蝇直飞污所与虫丑勾连,臭不可闻却自谓其美。真应了鲁迅所说的话,溃烂之处艳若桃李。郑杓《衍极·造书篇》云:“夫法者,书之正路也。正则直,直则易,易则可至,至则妙,未至亦不为迷人。偭则邪,邪则曲,曲则难。于是暗中苏援,转脱媱夸,以枭乱世俗。学者审其正易邪难,几于向方矣。”项穆《书法雅言·心相篇》云:“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诚哉斯言!

唐小清总监

唐小清总监回顾了与王教授合作的美好经历。她指出,王教授国学造诣深厚,正是由于王教授的鼎力加盟,使喜马拉雅平台推出的《大学》《中庸》等国学音频累计播放量达150万,突破了高校课堂局限,波及广泛受众,实现了国学与社会的近距离接触,成效显著,请问王教授,书法文化与国学应如何走向社会,发挥更大作用。

王岳川教授感谢唐小清总监的慧眼与见识,对其敬畏国学并大力推动国学社会化的努力表示赞赏。王教授认为,文化不能孤芳自赏,必须与社会老百姓紧密结合,发挥“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众所周知,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各类乱象时有发生,东方文化面临危机。在西方文化强权话语大规模影响下,文化矮化出现了“娘娘腔”“雌性化”等现象,削弱了传统阳刚气质(如关公、武松的忠义形象),导致中国文化被低俗化、娱乐化。如今在平面化冲击下,文化氛围呈现混乱倾向,众声喧哗,乌烟瘴气,甚至不排除有人通过操纵舆论和市场牟取暴利,严重扰乱文化秩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王岳川教授指出,近年来国家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然而,当前文化安全局势依然严峻,文化问题本质上关乎安全。没有文化,危害极大,比如秦朝焚书坑儒,二世而亡。汉代独尊儒术,两汉加起来400余年。从历史上说,一个王朝要延续,文化不可或缺。从文化安全角度而言,当前思想文化领域多元思潮相互碰撞,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不时浮现,思想与观念领域的冲突十分激烈。他强调,文化安全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连接文化,文化连接文化身份与文化安全,扰乱书法秩序、冲击书法正脉,后果不言而喻。

祝颜编导

祝颜编导对王岳川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高度敬佩,在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季羡林》大型纪录片制作过程中,王教授以深厚的学术造诣给予了大力支持,为纪录片的史实准确与思想深度提供了坚实保障,推荐了众多北大著名教授参加采录,确保了最终成片的高水准。在此背景下,我们想请教王教授,您如何看待学者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以及学者群体在参与并推动民族文化身份建构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王岳川教授回忆了与季先生30年的学术交往,情意深长,认为在文化身份建构方面,季羡林先生是突出范例。季先生早年留学德国研究印度学,20世纪80年代后转向中国文化研究,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预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王教授指出,季羡林纪录片多呈现其一生的求学经历,思想演变和重大学术贡献。晚年多项重大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季先生作为“东方学家”对国学的推动,如支持北大书法所,呼吁“热爱中国书法、汉字与文化”,这是高屋建瓴的,对当前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

王教授认为,提出好的想法不容易,将其付诸实践更是艰难。就学者而言,需不断创新内容以吸引学生,而有些学者则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如抄袭,甚至抹黑、攻击前辈,这是十分错误的,“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学术之善需不断积累,坚守学术底线与文化立场,而季羡林先生正是学者的典范。有这样的大学者,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王岳川教授主张以“正道人心”团结专家学者,制定三至五年计划,推动文化重建。而且要只争朝夕,从一点一滴做起,积少成多,星星之火,终将燎原。他强调,当今中国在工业制造能力、科技突进、军事实力相关硬实力方面已具备基础,在此基础上,还要用中华文化如“仁者爱人”“天人合一”等理念同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构建文化安全屏障,有力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冲击。此外,制度建设也不可或缺,期待相关部门强化文化治理,肃清艺术界乱象。只有全社会凝聚合力,中国文化事业才能取得实质成效。

梁代院长、唐小清总监、祝颜导演对王岳川教授高屋建瓴的阐述表示高度赞赏,感受到王教授学问做得高,勤奋用功,语言幽默风趣,出口成章,并且视野宽广,拳拳爱国之心、体恤生民之心令人感动,其家国情怀、忧患意识与理论勇气都令人钦佩,感谢王教授接受专访,并祝愿北大书法所与文化书法在未来取得更大成就。最后,梁代院长还向北大书法所和王岳川教授赠送了书法,表达对文化书法国学理念的敬意。

梁代院长赠送书法

王岳川教授再次感谢梁代院长、唐小清总监、祝颜导演的到访。他表示,能就相关问题集中阐述,传递有关书法文化、国学与美学的新思想,对于社会各界了解北大书法所学术理念,推进中国文化身份重构与形象重建,具有积极的意义。

随同采访的还有北京国创书院吕艳丽女士,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时胜勋,北大书法所办公室工作助理王稼丰等。

吕艳丽女士

时胜勋长聘副教授

王稼丰助理